3月22日，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揭牌仪式和研究院大楼（佛光楼）的奠基典礼在南大仙林校区举行。忙碌了一天的赖永海教授回到奥体中心附近幽静的家。一杯绿茶，一根香烟，窗外的玉兰的暗香飘落满屋。随着记者的采访，他的思路又被拉回到中华文化研究院上来了。

　　记者：赖教授，南大中华文化研究院今日正式揭牌，能否谈南大中华文化研究领域此前的基业？

　　赖永海：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近百年来，数十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如黄侃、吕叔湘、胡小石、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汤用彤、宗白华等先后在南京大学执教，使南京大学在现代史上一直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上世纪的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多与南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南大文、史、哲的相关学科和专业在孙叔平、韩儒林、程千帆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奠定了南大传统文化研究在海内外的领先地位，这次中华文化研究院的组建，旨在把这些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且把“再创辉煌”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

　　记者：研究院在内因外缘汇合下应运而生，请您谈谈组建的缘起。

　　赖永海：研究院确实是因缘和合的产物。首先，这次研究院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社会条件的产物。这几年来，许多著名高校都相继建立国学院，社会各界也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注重研究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强调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可以说是研究院产生的大背景。其次，南大领导高度重视，致力于学科的优化升级、交叉整合，从去年开始，由陈骏校长挂帅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直接促成了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院、中华文化研究院等跨学科科研实体的诞生。这也是洪银兴书记提出的要在若干领域“打造南大品牌、发出南大声音”意见的落实。再次，这次中华文化研究院的组建，得到社会各界和四方大德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除了星云大师捐赠的三千万元，用于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的建造和相关的科学研究外，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也向中华文化研究院捐赠了三千万元，主要用于组建中华文化研究院下属的“生命哲学研究中心”和相关的高端人才引进。

　　记者：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国内不少著名大学也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中华文化研究院今后的建设目标是什么？

　　赖永海：中华文化研究院与国内许多大学成立的国学院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是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不同的是，各个学校所成立的国学院绝大多数都是由学校拨款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个研究院主要是通过社会筹资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今后运行机制等方面应该与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希望学校能“给政策”，把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为南大的一个“特区”。至于应该“特”在哪里？如何“特”？我正在与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磋商，希望在“体制”方面能有所突破。

　　至于研究院的建设目标，我们希望通过五至八年的时间，把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华文化研究平台；成为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两岸三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传播中华文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和海内外中华文化研究的资源共享平台。

　　记者：围绕研究目标，如何开展具体的研究规划？

　　赖永海：研究目前院下设三个研究中心、两个研究所。一是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二是生命哲学研究中心，三是两岸三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两个研究所是文学研究所和民族与边疆文化研究所。

　　人间佛教是现当代佛教的主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后的三至五年内，将以“人间佛教”为重点研究课题，从经典依据、思想渊源、社会历史条件、现代走向等各个层面，对作为现当代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思想进行集体攻关。除近期将面世的海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总15卷，650万字）之外，还计划推出《缘起论与佛教的基本精神》、《人间佛教与佛儒交融》、《人间佛教与现当代社会》等10部较具理论深度和影响力的系列专著。总之，争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把“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建设成全球一流的佛学研究中心。

　　“生命哲学研究中心”是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一个跨学科、国际性的研究实体，最近三至五年内将把“三个和谐”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围绕儒释道三教展开：一是发掘道家、道教”道重自然“的思想资源，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和谐方面的研究；二是发掘“儒重治世”的思想资源，着力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研究；三是发掘“佛主治心”的思想资源，侧重于人自身的和谐、尤其是心理质素的提升与和谐方面的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生命哲学涵盖儒释道、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因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逐渐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又因其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研究难度较大，故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中心”将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借助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这个高端平台，汇聚一批著名的学者，争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之成为南京大学文科建设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两岸三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将与海峡两岸相关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和著名人士联手，组建一个致力于两岸三地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以文化为纽带，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文学研究所将致力于把前辈学者开创的古典文学进一步推向前进。通过汇聚中文系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集体攻关，在三、五年推出《中国禅学与古典诗学》、《宋明理学与文学》、《宋代史学与文学》等9部系列专著。

　　元史研究和西域文明史研究也是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优势学科，民族与边疆文化研究所近几年将围绕相关领域，推出《元史今注》、《元史汇注考证》、《西域文明史》等重量级研究成果。

　　记者：能否谈谈星云大师为何如此关爱南大？

　　赖永海：星云大师是当今世界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佛学大师，也是当代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把人间佛教推到一个新阶段，并且弘播全球。大师在世界各地所创建的数百个分道场、佛光分会，使人们在五大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氛围和影响力。星云大师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祖国的和平发展，在两岸政界和普通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师更是竭尽所能、不计回报，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师亲手创办了三所大学、数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资助数百本、部学术专著的出版。近几年来，星云大师与大陆的许多著名高校和学者们交往日多，也有许多著名高校希望大师到他们那里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大师所以最后选择南大，一者大师是扬州人，长期来一直十分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二者因为南大是一个开放性国际化的综合性大学，领导层的思想也比较开明，觉得这里环境比较好；三者大师与我校的许多学者有多达二十来年的交往，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也有较深的感情；四是大师可能觉得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基础比较好，相信在这里是可以做出点事情来。这第四点尤其重要，我们今后一定要竭尽全力把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好，才不会辜负学校和大师的期望。

　　记者：您是已故任继愈先生的第一位博士，又与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长期的师生之谊。在南大传递先辈们的薪火，想对您的团队和年轻人说些什么？

　　赖永海：这里只想谈一点：“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有一点精神。任继愈先生的“四不原则”和季羡林先生的七十岁后才进行人生的“第二次冲刺”，都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要坐得了冷板凳，嚼得了菜根，耐得住寂寞。在这个领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大量、系统地读书，用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去读书，才能有所成就。尽管多读书不一定能出成果，但不读书绝对出不了成果。此诚如《中庸》所言：只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记者：研究院已经正式运行，您可否谈谈下一步工作计划和未来的愿景？

　　赖永海：下一步主要做四件事：一是抓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主攻方向明确、特色鲜明、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这将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整合校内传统文化的研究力量，二是通过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包括招聘若干个年薪三十至五十万、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如生命哲学），招聘十个左右中青年学术骨干。二是确定主攻方向，围绕主攻方向确定一批攻关课题，并在三、五年内拿出一批标志性成果。三是抓运行机制建设，争取把研究院办成南京大学的一个“特区”。四是抓服务社会和研究院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方面我们将尽快举办一个“禅修·国学”高级研修班。这个培训班将由名誉院长星云大师领衔，聘请世界顶级禅师和著名心理学家、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专家，还有一批海内外最著名的国学大师，组成一个超豪华的师资阵容，举办一个以大型企业、大型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和文化社会名流为对象、以提升生命质素为主要内容、融禅修、国学、心理调适为一体的“禅修·国学”班。这既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具体举措，也是确保研究院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虽然星云大师和杨钊董事长向我们捐赠了六千万元的资金，这对研究院的创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力，但要确保研究院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研究院自身还得有自生能力，我们对研究院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希望通过五至八年发展，把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建设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研究中心，惟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南京大学，对得起那些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我们的社会各界和四方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