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著有《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主编《中国佛教通史》（15卷本）、《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1卷本）等。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与儒家文化实现了成功对接与融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您如何看待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赖永海：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从学理层面来讲，儒学最核心的思想乃是心性论，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心性化过程，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代表。佛教先是受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响，后来又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儒学使得中国佛教把作为本体的“真如”和“佛性”落到了“心性”上。在印度佛教中，“真如”和“佛性”主要指抽象的本体，但禅宗却用心性来讲佛性，通过心性化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佛教又保留了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如果说隋唐佛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佛性心性化的同时把心性本体化，那么这种本体化了的心性论又反过来影响宋明理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基础。宋明理学又称“心性义理之学”，此中之“心性”就是一种被本体化了的“心性”，这正是宋明“新儒学”“新”之所在。佛教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为何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很快与儒家文化结合，这对于今天我们讨论外来文化本体化有何启示？

　　赖永海：隋唐之际，佛教宗派众多，华严、天台、唯识诸宗无论社会背景之深厚，还是思想体系之宏大，抑或创始人对经律论“三藏”之精通，都远超过惠能，但它们都先后走向衰落，而禅宗却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从根本上说，是禅宗适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而这种适合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禅宗思想儒学化。我们知道，儒学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适应时势，符合国情，其主张能够适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禅宗亦然，禅宗的思想不像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它却能为广大民众乃至士大夫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

　　儒学化了的佛教为什么比“纯粹”的印度佛教更能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这里牵涉到一个如何看待文化传播和发展规律的问题。黑格尔对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认为文化应该像一股洪流，越到后面越大。中国佛教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在于它在保留印度佛教基本精神的同时，因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融进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使它既能契理，又能契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只有与其所生活本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儒家与佛学的关系？

　　赖永海：儒家倾向于入世，印度佛教倾向于出世。出世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入世传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佛教传入中国后，要适应中国本土的入世思想，而禅宗向心性的靠拢就是一种入世的选择。在佛教史上，大乘和小乘同时传入中国，但是，整个汉传系统最后无一不是大乘，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大乘讲求慈悲普度，利生济世，关注人间，倾向于入世；小乘注重隐遁潜修，个人自度，成为罗汉，倾向于出世。最终，汉文化选择了具有入世倾向的大乘佛教。我们只有把思想史的研究同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才能发现一种思想文化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仅从佛教本身出发无法解释佛教的大小乘选择问题，唯物史观应是分析儒释关系的一把钥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佛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

　　赖永海：有人说，“不懂中国佛学就不懂中国哲学”，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的主干。我曾参加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编写工作。在该书中，从南北朝开始，佛学就开始占据比较大的比重，到了隋唐更是达到四分之三的篇幅。在历史上，胡适是较早想写中国哲学通史的学者，但他写到魏晋南北朝就搁笔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接着写，他说自己当时对中国佛学还不怎么了解，所以不敢继续往下写。如果说不懂般若学就无法真正懂得玄学，那么对于宋明理学更是如此。许多前贤大儒在评价宋明理学时经常说理学是“儒表佛里”、“阳儒阴释”，此说很有见地，因为尽管宋明理学所说的是儒家思想，所使用的是儒家术语，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所借以建构思想理论体系的，是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佛学，对于理学的理解和研究，可能只会是隔靴搔痒。

　　（转自南京大学网，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郑飞实习记者黄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