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2023年6月6日上午，著名学者卓新平先生应邀参加“宏德讲堂”，为厦门大学师生们带来主题为“中国化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学术讲座。厦门大学哲学系黄永锋教授担任主持人，大家以线下或线上的形式参加讲座。

卓新平先生首先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框架为范式，并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融贯于这三大体系，形成既有开放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宗教学体系架构和理论阐述。接下来，卓先生具体阐释了自己的主张：

当代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卓先生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学的构建首先需要形成其基本概念、范畴体系，这也就是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建设。而这一话语体系又基于相关的知识体系，是在一定知识范畴内形成的，体现出其学科的专业性。为此，我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好、运用好国际学术界所通用的话语体系及其专业表达，而且更需要推出中国学界具有原创性的系列学术话语体系、形成相关的概念及范畴。长期以来，宗教学在政治理解、社会定位等方面存在的中西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要在中国历史处境中重新认识宗教的文化功能，发掘其思想文化积淀，弄清其话语言述之表达。这样才可能找到中国社会所独有、但可“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我们的话语“主体性”和“原创性”来“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让中国宗教文化走出去，开展文化交流、消除文明冲突，用正面的形象和“中国好声音”来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和谐繁荣的景观，使世界可以听到并欣赏富有特色的中国宗教学话语表达。

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卓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态度认真而虚心地对待自宗教学开创以来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以一种“扬弃”的方式汲取其精华，去除其错误、过时或已被淘汰的相关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及科学方法，其根本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此来“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一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体系，二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具有文化厚重感的学术体系。这“两个结合”对于我们探究当代中国宗教学基本理论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努力做好。辩证唯物史观为当代中国宗教学提供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学术体系及研究方法，其核心及精髓就在于“结合实际”，我们的学术体系建设应该积极面对相关理论问题，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之路。首先，从思想传承意义上对宗教与哲学关系的各个方面加以理论阐述。其次，学术体系建设必须体现在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应用领域。第三，在中国宗教学学术体系建设上更多展示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积累中国经验。第四，发展中国宗教作为“人文宗教”的全新认识，促进其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五，保持辩证批判的精神。在当代信息化、高科技的发展中，我们的学术体系建设还必须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学术研究和分析，对信息化时代宗教发展的前景、问题等加以关注和前瞻。

当代中国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卓先生从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程出发，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学仍然在其构建的进程之中，尚未根本完成其任务，在取得了可喜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定位不清的问题。进而卓先生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入手，说习近平总书记归纳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个主要方面的特点：“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为我们构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宗教学提出了明确思路和基本原则。我们发展当代中国宗教学还必须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真正做到“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在一种博大而厚重的学术基础上，踏实稳健地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思想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及方法。卓先生再进一步指出要在借鉴中重构，于比较中创新，从扬弃中发展，他考察了西方狭义宗教学和广义宗教学等概念，认为内涵的不清和外延的模糊，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宗教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跨学科性，体现出一种“科际整合”的学术意趣。与西方“二元分殊”的世界观和严谨机械的逻辑思维不同，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讲究整体思维、圆融共构，突出多元一体、对立统一。中国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划分，二者乃互补而不分殊、互摄而不分离，由此形成中国文科之学科体系的有机整体结构，并保持有跨学科之探的开放态势。这种文化传统及思维特点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特色宗教学学科体系加以科学构设，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在借鉴吸纳西方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同时亦弥补其不足。

卓新平先生的讲座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融汇古今、博通中外，对于中国化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文字/王胜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