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4日，“后疫情时期中国文化与管理的融合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萍乡市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互联网服务协会主办，《中国文化与管理》编辑部、《宏德学刊》编辑部、《贤文化》编辑部承办。来自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岭南师范学院等1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社会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全国著名学术期刊《学海》《东南大学学报》《江西社会科学》和《企业经济》杂志主编应邀参加了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围绕“疫情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当代价值的反思”“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不确定环境中中国企业传统治理实践”等10个子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文化与管理》主编曾向东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研讨会开幕式和主旨演讲环节，由《中国文化与管理》杂志主编曾向东研究员主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文化与管理》编委会主任王跃堂代表主办方致辞。他指出，自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对全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国采取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措施，卓有成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扩大和蔓延，深刻地证明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智慧可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巨大作用，为人类文明作出卓越的贡献。在此背景下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旨在促进凝结出一系列丰富的学术成果，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与管理领域理论和实践水平的进步，为新时代中国管理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文化与管理》编委会主任王跃堂致辞

      主旨演讲报告环节，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府建明编审、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贾利军教授、苏州大学哲学系周可真教授分别以《关于学术原创的一点思考》《关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基于老子的管理思想》《天人合一：从量化研究到质化研究的方法论跨越》《儒家伦理与管理沟通》为题作主旨演讲。

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府建明编审作主旨演讲

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吴照云教授作主旨演讲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贾利军教授作主旨演讲 

      下午研讨会继续举行，分别由《中国文化与管理》杂志副主编钟海连编审、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系副主任朱光磊教授主持。10位专家学者作研讨会发言。

      府建明主持了闭幕式并对研讨会作学术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有四方面的收获：其一，紧扣“疫情”热点，对社会管理中的两难问题以中国管理视角做出对策性探讨；其二，对中国管理学的方法论提出新的见解；其三，从文献分析及实证角度剖析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其四，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冲突提出了新见解。他指出，学术研究要做到“顶天立地”，首要的是针对中国乃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相应的思考和对策，所以本次研讨会虽然时间较短，但主旨与议题重大，各位专家的发言见解独到，引人深思。他表示这类会议以后要常态化举行，并希望各方学者积极参与，共同促进中国管理文化的繁荣发展。

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府建明编审作会议总结

附：部分学者发言选萃

苏州大学哲学系周可真教授作主旨演讲

      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

      现代沟通理论存在的主要缺陷不可忽视，一是只重视组织中的沟通，轻视或忽视管理学者与管理者及管理思想创造者之间的沟通；二是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解学；三是沟通中理解的伦理学研究尚显不足。管理沟通研究须有伦理学的参与，实证方法并不能达到对管理行为和管理思想的理解。管理者要实现心际沟通，必须实现关于事实关系的认知沟通、关于价值关系的情感沟通、关于行为关系的意志沟通，而儒家“近取譬”的“仁之方”和心际沟通中“同情之理解”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管理者和管理学者都应注重心性修养，因为“同情之理解”原本具有道德意义，是从事这种实践的人的道德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谢清果发言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谢清果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抗疫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因素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具体包括战争隐喻与斗争精神；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的抗疫精神；“天下一家”理念的对话与主体间性；制度优越性；华夏文明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共生交往观；在关系中理解传播；风险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与易经的变化思想体现；中国文化中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仪式传播、媒介事件与礼乐文明的当代传承。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程水金教授发言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程水金教授：

      周武王率领“西土之人”于甲子这一天的清晨打败了商纣王，战胜了殷商王朝。但无论是文化的发达程度，还是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地处西偏的“小邦周”远远落后于“大邑商”。东部大片土地与人民的管控，先进的殷商科学技术的接管，对于文化落后的周民族而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外，如何解决殷商贵族的遗民情绪，及其科学技术人才的安抚与利用，也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为此，西周初年在治理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一，以“天下之中”的地域观念营建东都洛邑管控殷商故地。第二，通过分封制沿袭殷商旧有的社会格局保留旧有生产关系。第三，创制“士”这一新的称号笼络与利用殷商技术人才。第四，用“以德配天”的哲学思想镇抚殷商遗民情绪。西周初年的这些民族管控策略对当下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化与管理》编委会副主任管国兴发表感想

      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化与管理》编委会副主任管国兴博士：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管理学，根据自身实践经验，中国企业的决策并不吻合西方的管理体系，而更贴近于王阳明所提的“致良知”，内生之功、良心发用的决策往往才是最鲜活的。中国管理学的最高原则即“天地设位”，“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象玩辞的过程即是通过圣人的文字道理读天地之大书。其次，儒家讲究类推法，中国管理学亦可以尝试用传统语言构建自身的五行规范。再者，《周易》里的观卦既是认识论又是实践论，神道设教其实就是一种实践，具有内圣外王的道理。管理者真正内生之后，做出的决策才是最接地气的、最无私的、最符合天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