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管理：儒商精神现代实践的一种模式

管国兴

摘 要：儒商是拥有儒家价值追求的企业经营者。现代社会企业可以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成圣成贤是儒家的人生价值追求，儒商在现代社会的追求是贤商，企业人的追求是成为贤人。尚贤管理以教化人、培养人、成就人为目标，在管理中以人为本，反求诸己，培育道德资本，为企业员工打造安身立命之所，实现成贤合道。尚贤管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化、感化、同化企业员工，顺企业慧物之性，顺员工止于至善之性，达到心理合一、知行合一、理事合一，在顺性中建立事功，通向无为而治。

关键词：儒商精神；尚贤管理；道德资本

一、传统尚贤思想与现代儒商价值观的确立

圣贤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线，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对此均有论述，它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思想光芒。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圣贤思想已是非常成熟完备的体系，它在历史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各行各业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对于现代儒商的价值观形成，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货殖（商）是儒家价值观实现的途径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认为货殖可以让社会互通有无，让天下富足，进而使天下之人充实仁义之德。王阳明认为，对于治政者来说，士农工商都是必要的，且有益于人生之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从儒家哲学的“体用”思想来看，货殖（经济）是君子、大人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世界观为“体”的“用”，是实现修齐治平、经世济民理想的途径。在今天，货殖的形式早已突破古代商贸业的单一类别，扩大至各种经济组织形式，包括现代企业组织。而“经济”一词早在《晋书》中已经出现，《晋书·殷浩传》言：“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经济在古代有“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表达的是中国士人的价值担当和人生追求。企业的本体价值，按王阳明的观点，在于使人在经济活动中“致良知”，这也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义。因此，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企业经营者必须理清和把握企业的本体价值，而功利价值是实现本体价值的前提和辅助，只有用企业的功利价值来辅助本体价值的实现，才能达成中国文化所说的“知行合一”。货殖（商）是儒家成圣作贤人生价值观实现的途径之一，儒商是拥有儒家价值追求的企业经营者。

（二）学为圣贤是儒家价值观的主题

儒家从道德修养论角度，将人生的价值追求分为圣、贤、君子等多种层次。《论语·季氏》中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将圣人视为天命的代表。《孟子·离娄上》中有“圣人，人伦之至也”，认为圣人是为人最高的境界。孔子同时注重成贤，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孔、孟之后，儒家形成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圣贤道统谱系，成圣作贤为历代儒学士子的人生追求。北宋著名思想家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三希真修”思想，认为圣人修养的方向是与天道相契合，贤人修养的方向是成为圣人，士的修养目标是成为贤者。王阳明认为“惟为圣贤方是第一”，以成圣作贤为人生第一等事。

从历史上看，“贤”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名词和概念，兼具道德和价值两重意义，贤介于圣与君子之间。据许慎《说文解字》，贤字从贝，其本义是“多财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注解“贤”字时说：“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义矣。”如《左传·文公六年》：“使贤者佐仁者。”范宁《集解》注释道：“贤者多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贤”的本义用得越来越少，而其引申义则渐成通义。引申义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有了多重衍变：一是“超过”义。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二是意为“善”。《礼记·内则》：“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郑玄注：“贤，犹善也。”三是“尊重”义。《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从语义学上看，“贤”有“德才兼备、德才过人”之意，同时兼具“善、尊重、超过”之意。

（三）贤商的时代意义与现实可行性

人性判定问题是管理哲学的基础问题，西方经济学提出“经济人”假设，孔孟儒学多以“超越人”假设看待人性。以“经济人”定义人性，那么管理的方式就是规避人的自私性，追求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以“超越人”定义人性，管理的方式就变成激发人的主体性，实现企业人回归善性、开物成务。儒家在理体上定义人性善的时候，并没有否定现实人性的复杂性。所以儒家在性善本体论基础上，也强调因人而异的工夫论，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是一个例证。

对于儒商而言，在自修和管理员工两个方面，首先应该认同人性善的儒家人性设定，其次应该遵循企业人的特质。从企业经营者来看，追求利益是商人的本质属性，统合义利是商人的立商之本，绝大部分商人不可能成为大公无私的圣人，没有道德底线的商人也不可能在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中长久生存，成为义利兼顾的贤人，既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彰显人性的光明，又可以开物成务创造价值，所以成为贤人应该成为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商人的追求。从管理对象来看，现代企业员工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类似于古代“士”的阶层，以成就贤德贤才为人生目标，有历史和思想文化的依据；若有更高的愿力，还可以向“圣”的方向努力，只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成就贤人则可以成为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故将企业人追求的境界定位在“贤”，既传承了儒家文化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意义和现实可行性。所以具有中国文化担当的商人应该追求成为贤商，工人应该追求成为贤才。

关于贤人的标准，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检束），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孔子认为贤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行为中规中矩，他的言行能够为天下人所效仿；他富有而不以积财为目的，他可以把自己的财产奉献给社会却并不因此而贫困。贤者是德才兼备、德才过人、博学厚德、知行合一的人格典范，是浸润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风骨，同时兼具现代文明素养的时代精英。立商为贤，新时代的贤商为“德才兼具、德才过人”的优秀代表。国内有志于实践儒商精神的企业，将新时代贤商的品质概括为：“知之不易，行之亦艰，惟贤者可通知行。如是则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则真切笃实，行则明觉精察，知行合一方为贤才。贤者内修其身，博学厚德，达者外建其功，修己安人。”

二、尚贤管理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传统尚贤思想是现代儒商价值观确立的基础，那么，在管理实践中构建尚贤管理模式，则是尚贤价值观的实现途径。而尚贤管理作为有别于西方管理学的一种中国本土化管理模式，首先表现在其哲学基础建立于中国管理哲学之上。

（一）企业是员工安身立命之所

阴阳相济是中国管理哲学的要义，企业要积极有为地创造物质财富，这是自强不息；同时，企业还是一群人生存的家园，要厚德载物、安顿员工的生命。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安人是儒家治道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张载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人之间是同胞兄弟关系，企业家与员工之间也不应是紧张对立的关系，企业家有责任安顿员工的身心。同时企业家应该有一颗“公心”，心怀“企业乃天下之公器”的器度，不能将企业看成私人财物，不能将员工看成家臣，应积极树立与员工休戚相关、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安顿员工身心。企业不是单纯为经济目标存在，只有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主体和归宿；人既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只有员工得到了尊重和成就，才能在企业安身立命，企业的价值才得以圆满完成。尚贤管理不仅关注价值创造，更关注人的培养，追求实现企业经营者和企业员工在企业命运共同体中成贤合道。

（二）管理的根本职能是教化与育人

在中国文化中，“管”的原意是四周堵塞、中央空而通达之物；气在“管”中运行，堵之使其闭塞，疏之使其通行，故“管”字为有堵有疏、堵疏结合之意。“管”字“竹”形“官”声，“竹”可用来制作乐器，以发出悦耳的声音，使人在心悦诚服中倾听；“管”字蕴含进行适当疏通、引导、促进、限制、规避、堵塞，以奏出和谐声音之意。“理”字的本意是“顺玉之纹理”。玉之纹理天然形成，顺玉之纹理，蕴含遵循事物规律之意，意为用符合自然之道的方式实现合理的目的。所以管理的本意并非管制，而是教育引导。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实施“人才强企”，人文管理是根本。通过人文管理提高员工的德行和思想境界，培育具备人文科技双重素养的人才，方能发挥人才的最大作用。应该用“教化人、培养人、成就人”的方式进行人文管理。企业运行发展的第一要素就是人，只有先成就人，才能成就企业。

尚贤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还有更高的追求。推行尚贤管理，主要在两方面着力：一是价值观的转变；一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尚贤管理，应该以人为本。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应该成就人，只有成就了人，才能成就企业。成就人不可或缺的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从人文入手，改变员工的价值观，引导正确的思维方式，健全员工的人格，这是教化人；一个是从科技入手，提高员工的科学技术素养，培养员工的职业技能，锻炼员工的管理经营能力，这是培养人。通过教育，可以提升员工的品德和境界。提升品德使员工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处理好人际关系，从而保证高效有序的生产经营；同时通过提高员工境界和转换思维方式，使员工能够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生产经营，这也保证企业能够按照规律长久运行。只有先成就人，才能成就企业，通过教化人的方式使员工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成就员工健全的人格，促成员工的自我管理，打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实现“没有管理的管理”，由尚贤管理最终通向无为而治。

（三）管理是反求诸己的过程

“反求诸己”这一思维方式源自古代思想家孟子。《孟子·公孙丑上》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把成就仁德比作射箭，先端正自己然后把箭射出去；射不中不能怨别人超过自己，而应找自己的不足。“反求诸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鲜明个性，《中庸》要求“反身而诚”，宋代理学家提倡“居敬穷理”，明代王阳明则倡导“致良知”，这些都是对“反求诸己”的发挥。

尚贤管理继承了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认为若想成就贤德贤才，必须反身而诚，成就自己的本心善性，让本心在开物成务中彰显光明。此外，必须从找出自己的不足入手，而不能反过来先找他人的过错，只有首先发现自己的不足并诚心地改正和完善自己，才能促成问题的圆满解决，概言之即“贤于内，王于外”。个人如此，作为社会组织的企业也应当如此。例如，当接到客户的投诉时，按照尚贤管理的思维方式，企业首先应当认真检查生产、质量、服务等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找出导致客户投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相关的员工也应当“反求诸己”，看看自己在其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差错。问题找出后勇于担当，立即解决，并借此改正和完善生产经营管理中的短板，员工个人也在修正企业短板的同时，完善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向“贤者”目标接近。

（四）管理以通三才与成贤合道为目标

“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才相通”，与科学发展观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三才相通”的思维，亦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提出天道、地道、人道的观念，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道教经典《太平经》也提出天地人“三合相通”的理念。不管如何表述，中国传统文化在提倡天地人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当代企业应该立足于天地大道，把企业的生产经营与资源、环境、人才的协调发展圆融地结合为一体，在谋划工作、思考企业发展时，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企业与天地和谐共存作为价值追求，通过尚贤管理使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合于天地大道，由此实现企业的长生久视，生生不息。

三、尚贤管理的方法论

明确了尚贤管理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实现尚贤管理的方法论显得非常重要。在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围绕同一价值观和经营哲学，其实现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里提出的明本、顺性、三化、三合，是其中的一种探索和总结。

（一）明本：企业以人为本，员工以德为本，在义利合一中立德

企业不是单纯为经济目标存在，企业应该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主体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壮大依靠人，而企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为了人。儒家认为，道德是人的本质属性，道德资本是贤者的资本。孔子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德是一种无形价值，道德也是企业资本。尚贤管理把人才定位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贤才，“德”在贤才培育中处于第一位。员工贤德的养成是企业的道德资本，而尚贤管理担负着培育员工贤德的职能，在厚实企业道德资本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人是企业之“本”，企业是实现人类价值与理想的载体；而人之本是修身立德，故企业之本也是修身立德。根据儒家思想传统，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的各种行为应当是道德智慧的实践过程，而这种实践体现为追求“义利兼顾，以义为上，与社会相适宜”。具体言之，尚贤管理所指的道德智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无私；二是和而不同；三是慧物。若达此三境界，则近者亲而远者悦，企业将长盛不衰。企业倡导尚贤管理，是应对道德危机的顺势而为。《道德经》言，天地万物乃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企业之长久，需要积累深厚的道德资本。因此，应该把“德”放在第一位，先立德再立功。一个企业若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屹立于现代企业之林。积累道德资本，就是要把尚贤文化精神贯穿于企业行为的全过程、各方面，使事功奠基于厚实的“德”之上，进而合乎天地之“道”，因此，这是一个道德智慧实践的过程。在未来，企业不应仅是集聚财富的经济实体，更是志同道合者安身立命之所，更是员工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平台。

（二）顺性：管理过程顺企业慧物之性，顺员工达至善之性，在顺性中建立事功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指明“性”是天然禀赋。《说文解字》对“性”的解释是“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表明“性”是指人之阳，具有善的特征。孟子明确提出人性本善的论断：“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认为人的“性”是善的，孟子之后性善论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周易》言“生生之谓易”，儒家价值追求在天为生、在人为仁。人性至善，表现在事功上就是要在善性的指引下不断地创造价值，创造财富，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管理就是顺应员工本性，激发员工本性，让员工开物成务，成己成人。

“慧物”之“慧”，则包含智慧、惠益之意，“物”者“事”也，指事物、社会、国家、民族等不同层次的组织，也指个体的人乃至人类之整体。企业是人改造世界的载体，企业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延伸，是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目的是实现天地人的和谐，惠及四方，此为慧物。《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当今时代的贤者应该推崇水的品德———奉献自己，助益他人，惠及社会，在此前提下实现价值的创造。这是尚贤管理“义重于利”的必然选择，它必为企业积累厚实的“道德资本”。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企业管理应该以立德育人为先。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应担当起富民育人的责任，并在建立富民育人的业绩中彰显企业的价值。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教之。”孔子当年提出的“庶、富、教”的思想对于现代企业也是适用的。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它理所当然地担当着富民育人之责，由一企之富足安定，推及国家、民族之富足安定；由培育一企之高素质人员，推及培育一国一民族之高素质之公民。因此，培育贤才，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更有着全社会的意义；尚贤管理不仅有益企业发展，也将惠及社会、国家、民族。

（三）三化：教化、感化、同化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富庶教”的思想，国家富裕了，就要对民众施行教化，使国民成为有道德素质的群体，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治国如此，治企亦然。因此，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的素质，养成高尚的职业之“德”和精明的干事之“才”，成就一批“贤于内王于外”的企业精英，才能从容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挑战，开拓企业发展的新空间，在世界范围振兴中国企业。

在当今企业，做产品不可能长久，但做人是长久大计，从一定意义上看，培养人、成就人比做产品更重要。因此，管理的第一职能是教化，管理不仅是科学、艺术，更是哲学。企业文化培训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员工种下一颗尚贤的种子，建立一个明确的理念，引导员工由知识性的分散思维回归到整体性的综合性思维。所以培训要求和培训目的应该是：既有科学的训练，更注重培养人文的情怀，以养成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精神；在认识宇宙人生方面，既掌握科学的方法，也了解人文的途径；在探索“无知之谷”时，养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方法。通过人文培训，员工安定身心，脚踏实地，勇于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与开新人。长期以来，东西方的学术界、实业界皆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企业仅仅看作生产物质财富的组织，而未考虑人文因素，这样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是一个生命力不健全、不旺盛、不完整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是无法让人安身立命的。因此，尚贤管理首先通过培训使员工不仅仅从物质文明的视角认识企业，更要学会从精神文明视角重新审视企业，多角度、立体化、全方面地认识自己的工作和职场，从而在尽快短的时间内实现角色的转变，真正把企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通过培训，开启员工慧性，将尚贤文化的思想智慧融入事业、家庭、生活之中，使身心和悦、家庭和谐、工作和顺、生活和美、企业和乐。

管理者、员工都要自律，遵守社会规范和企业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学习和反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诚实守信，与同事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以身作则，严格遵循企业规章制度，以发挥道德模范作用，以自身行动引导员工的德行和思想。在此基础上，以“教化人、培养人、成就人”的方式进行人文管理，实施道德和科技双重培训，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真正受人尊敬的员工，让员工产生对企业的认同，自主自觉地融入企业文化，管理者以身作则实践企业文化，感化和引导员工同化于企业文化之中。

（四）三合：心理合一、知行合一、理事合一

管理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管理者不能一味地要求被管理者，还要反求诸己，使自己成贤合道，去私存理，让天理良知融会在制度、规范、要求与言行之中，并成为其践行者，所以管理不仅仅是被管理者的服从，还是管理者的修炼，是管理者沟通天地人实现心理合一的过程。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是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管理的过程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断在天理的指引下致良知，不断在致良知的过程中实现天理的过程。企业是君子成圣成贤的载体，故而管理企业就是学思践悟天理的过程，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成贤合道，实现三才相通。

儒家的追求是成圣成贤，积极入世，经济天下，这个过程是事上磨练的过程，是让世事检验自己的良知、让世事成就自己的良知的过程。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君子应该在事上磨练，在具体的管理和被管理活动中省察克制私欲，良知圆满重现，实现理事合一。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与管理》2019年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