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智慧与企业家心态建设

钟海连 黄诚

摘  要：王阳明心学对“心”这一人类精神现象从伦理本体、宇宙本体、认识本体、情感本体等角度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是良知”“心之本体常觉常照”“心之本体是乐”等命题和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心性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深化了人类对“心”的体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贡献得到认同，被赋予“经济脊梁”的美誉。然而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群体已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已发生的诸多企业家违法犯罪、企业家自杀、企业家过劳死、企业家焦虑症等负面事例显示，企业家心态的健康问题日趋严峻。王阳明心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为培育企业家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启迪，有助企业家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致良知；企业家心态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基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三圣传授心法”(“十六字心传”)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心学思想资源通过诠释与重构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开新，建构了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和特色的“新心学”———良知学，在同时代达到了世界哲学的高峰。

心学的发达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精神生命的安顿问题，古圣先贤们曾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心”与人生臻于至善之境(同时也是至真、至美、至乐之境，自由之境) 的关系，并力图揭示心的本质，破解心不能安止于真善美乐的困扰。然而，心病难题一直在延续着并变化着形式。以中国社会的精英———企业家群体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种种心理障碍走向自杀之路的现象屡屡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中青年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家心态对企业健康发展的作用巨大，且对于培育新时代企业家心态形成普遍共识。而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可为当代企业家心态建设乃至社会心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引言

“中国企业家健康工程”自2001年建立以来，曾对500多位企业家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企业家的健康问题令人担忧。调查显示，55%左右的企业家常处于创业竞争的心理重压之下，45%左右的企业家阶段性感受到心理压力。这种创业竞争的压力，不光给企业家造成情绪和精神上的强大影响，更直接导致了抑郁症的产生。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上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一位企业家改编的歌词或许更能让人形象地感受到企业家的生活：“起得最早的人是我，睡得最晚的人是我；应酬最多的人是我，休息最少的人是我……”2004年底，某机构对温州地区87名著名企业家进行健康体检时发现，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完全意义上的健康者几无一例。

不愿意说累，似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2004年，《中国企业家》向50多位企业家开展“中国企业家工作、健康及快乐问卷调查”时发现，尽管90．6%的企业家处于“过劳”状态，但仍有高达75．9%的企业家觉得“快乐”。《法制周报》记者统计了近10年经媒体报道、颇具影响力的20位企业家非正常死亡案例，其中“自杀死”占11位，“过劳死”占了8位。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死亡的平均年龄为50．65岁，只有一位年龄超过60岁。他们经历过商道上多年的摸爬滚打，是企业帝国上的王者，却在物质极度富足的时候，选择极端的方式告别世界。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指出，谈起企业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威风、时尚、奢华，打高尔夫球、玩飞机、出国、品红酒等。这些威风、时尚、奢华背后，有一个诅咒，在心理学上叫作“赢者的诅咒”，或者叫“成功者的诅咒”。彭凯平教授做了一个企业家幸福调查，他发现企业家真是过得不开心。有四个特别突出的不开心、不幸福的地方：一是离婚率太高；二是与孩子关系冷淡；三是企业家死得比普通人要早，中国普通老百姓平均寿命达到75—78岁，但是企业家平均寿命要短一些；四是企业家自杀比例比较高，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自杀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二十五，而企业家的自杀比例比老百姓自杀比例要高很多。

以上《法制周报》记者的调查和清华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均表明，当前部分企业家心态的不健康已严重影响企业家的幸福感。那么，这些不健康心态的症结何在? 如何找到对治心态偏离健康轨道的办法，以重建企业家群体的健康心态，既帮助企业家走出种种不良心态的困境，增强企业家人生的幸福感，同时也重建社会和百姓对企业家的信心? 这些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二、心为何物：阳明心学的独特揭示

要找出企业家心态问题背后的症结，首先要对“心为何物”这一古老而又长期让人困惑的难题做出回答。王阳明梳理总结了历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是良知”“心之本体常觉常照”“心之本体是乐”等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从多学科之本体论角度揭示了“心”的不变不动的本质，为人类解答“心为何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心即理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观点，基于以下依据：首先，“心一而已，以其全体侧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王阳明认为，心本体不可分，而仁、义、理皆是心本体之发用形态或呈现方式，故心与仁、义、理是体用关系，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体用之间是一而非二的关系。其次，如果析心与理为二，则与孟子所批评的“义外之说”没有什么不同，这明显违背了圣学本意，“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之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再次，如果能在心外之事事物物上求理，那么，就会出现求孝之理于其亲，“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的逻辑矛盾。故此，王阳明反复强调：“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 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王阳明认为他关于“心即理”的阐发，是“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中，“即”字最关键，意为“不离”。佛家天台宗认为，“即”非二物相合及非背面相翻，直须当体全是，方名为“即”。它将“体”与“相”完整地结合成一体，形成的一元本体论避免了二元本体论的疏漏，这是王阳明对心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二)心之本体是良知

为何说“心之本体是良知”? 王阳明从三个层次加以论述。首先，心是身体的主宰，心自有知觉能力。“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其次，知是心之本体，此知便是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第三，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虽然王阳明有时也会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但自拈出“良知”两字后，他基本上以“良知”代替了“至善”的纯伦理用词，而改用知是知非的“良知”。这一替换，使心之本体超越了伦理的范畴，拓展至价值论和认识论，理论思维更加圆熟。所以阳明回答他的学生黄直(字以方)关于善恶如何只是一物的问题时说: “(心之)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故善恶只是一物。”王阳明把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并赋予其判断是非的价值本体、认识本体和伦理本体的属性，以良知的呈现当与不当解释善与恶产生的原因，这一观点很好地消解了“心之本体既是至善，那么恶从何来”的理论窘境。

(三)心之本体常觉常照

王阳明由“心之本体是良知”推演出“良知常觉常照”的认识论命题。王阳明认为，良知之常觉常照能力，首先是人人本具，它超越时空，永恒不变，如《周易》所言“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其次，它并非获取经验知识的学习能力(闻见之知)，是指判断是非的德性能力(良知)，这是心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通过多闻多见、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来获得，“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王阳明认为，心之官则思，思故然不可少，然而，一味追求多闻多见、博学详说或不思不虑、沉空守寂，有可能自私用智，反而丧失良知。他说：“思其可少乎? 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其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因此，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学问大头脑、圣人教人第一义，而闻见为第二义：“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王阳明还提出，良知(心之本体)的觉照能力(照心)是其本体先天自然具有的，并不需要外在条件加以发动，故言“觉心非动”；而即使当良知的先天觉照能力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时(妄心)，此觉照能力并未减少一分，故言“妄心亦照”。阳明心学“良知本体常觉常照”的命题，阐述了良知先天的认识判断能力与获得经验知识能力的区别，提出了使此先天的认识判断能力由本然状态转为现实状态的方法———“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把认识论问题又拉回到德性修养论问题上，为其“知行合一”思想奠定了本体层面的理论基础。

(四)心之本体是乐

“心之本体是乐”是王阳明心学的独家新论。首先，王阳明从“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欣合和畅、无间隔”为乐，若有间隔则为不乐。而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产生间隔的原因，则是人的物欲之气的搅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讲的就是去除物欲、复还此心之本体之乐。王阳明在给黄勉之的书信上说：“来书谓‘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但为客气物欲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隔不乐’，是也。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据王阳明所言，乐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无间无隔、欣合和畅的有序、和谐状态，表现出来即为乐，从这一角度上说，此乐为心之本体，“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初未尝有所减也”，因此，此乐自不同于“得所乐则喜，反所乐则怒，失所乐则哀”的七情之乐，王阳明谓之“真乐”。其次，王阳明从体用一源论出发，又指出心之本体之乐“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且此乐“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也就是说，心之本体之乐虽不同于七情之乐，但也需要通过七情之乐来表现，只是其乐的表现形式背后的境界不同，此乐是喜、怒、哀、乐处于“中和”状态时的真乐，“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除上述命题和具体的观点外，阳明心学还提出了“心之本体无动无静、无精无粗、无正邪”“人心道心皆为一心”等观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心作如此缜密的理论分析，内容涉及伦理学、哲学、认识论、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现象，实不多见。

从上述分析可知，王阳明认为任何个体的人心，均同时圆满具足道、理、仁、义等儒家所言之至高、至上、至善的本性或本体，无须在自己的心外去寻找是非判断的标准或精神境界的追求。换言之，每个人的心本来是至善至乐、具备是非判断能力的良知之心，这是人类共同、共通、不变的本性，只因私欲障蔽方表现为各种私心杂念，私心杂念不能满足则产生种种烦恼，进而导致心态失衡、焦虑、孤独等不健康状态。

三、心态因何而生：阳明心学角度的分析

分析了心为何物，那么，心态是怎么生成的? 它和心是什么关系?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解释“态”字时说: “态，意也。从心从能。意态者，有是意因有是状，故曰意态。有是意因有是言。意者，识也。心所能必见于外也。”也就是说，心态是心的所能的外在表现，可称之为“意”“识”，表现为行为、语言、情感等外在状态。如果从体、相、用三个角度来把握心，心态(意)属于心之相。

(一)心态是心与物相感产生的意，意的本体是良知

阳明心学对“心态(意)”的产生作了很好的分析。王阳明认为，心态是主宰身体的心与物相感而产生的“意”，故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也就是说，不变不动的本体之心(身体的主宰)，与事亲、治民、读书、听讼等具体的“物”相接相感时必然产生“意”，这个“意”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态”。“意”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但“意”的本体依然是不变不动的“良知”，具体的“物”只是“良知”感应的对象。

王阳明所说的“物”，既指“物”也指“事”，“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是事也”。这个“物”既包括万事万物在内，“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同时，王阳明所言之“物”还包括人的主体行为“事”。因此，物和事不能离人离心，格物就是人心的主观活动，故“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此外，阳明心学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体而非二体，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说心，而心的本体即是性、即是理，即是道，因此，心态的本体也是知(良知)、性、理、道。王阳明说：“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便把心态的本质——良知、性、理、道揭示得清楚无遗。

(二)心态(意)的本质至善无恶，它以可善可恶的七情为呈现形式

心态从根源上、本质上或本体上说，是至善的、无一毫之恶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可见，从阳明心学来看，心态的本体是道，是理，是性，是良知，皆是至善无恶的，但心态的呈现则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可能合乎“是”也可能为“非”。而由个体生命组成群体后，个体心态的共性部分构成群体心态，在阳明心学看来，这个群体心态的共性部分只能是人类共有的“良知”，而且个人的形体并不能间隔这一共有的“良知”，“可知充塞天地中间，只是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王阳明所说的“灵明”就是良知，它无关古今、无关圣愚，“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盖知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王阳明晚年最后一次出征两广时，为其弟子钱德洪、王畿留下了著名的心学“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根据阳明良知学，心态即意，其具体表现不但有善有恶，而且形态万千，因时因事因时空而变动不居，遂产生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而无善无恶的心之体，呈现为有善有恶的种种心之态(意、相) ，皆因私欲而生。阳明说：“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常人多为物欲牵累，在与外物(事)相接时不能完满呈现和遵循心之本体状态——良知去处事，故而生出诸多充满私意的心态，不知不觉中在失却本心(良心)、求取私欲的满足中做出背离良知的举动而浑然无知，有可能导致害人害己的结果。前述两个案例中的企业家违法犯罪，究其心态原因，皆因良知为私欲严重障蔽产生的极端后果。

根据阳明心学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心态既有不变的本体——良知、性、理、道，但也有可变的表现——或善或恶，或公或私，或机诈或诚信，如此等等，均属于心体之发用或流弊。然而，心态之善与恶、变与不变，关键在于良知之学明与不明。因此，王阳明揭“致良知”，并以此为救治社会心态因“用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的唯一药方。“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肖，而思以此救之”，“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同时，惟有致良知，方能以不变应万变，时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各种矛盾和曲折。平定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后，王阳明遭到权奸小人张忠、许泰等人的诬陷，随时面临“灭三族、助逆谋反、身成齑粉”的危险，面对此生死困境，王阳明渡过难关靠的正是不变的良知。他说：“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王阳明心学(良知学)对心态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为培育企业家的良好心态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具体方法。

四、阳明心学与企业家心态建设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一)心理合一、复归心体是企业家心态建设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心学本体论，把心与性、理、道、命等同，均为良知的不同表述，故其心态培育功夫就是复归心体的功夫，王阳明称之为“致良知”，而致良知实质就是去除心态(意)中的私欲、复归心态之本体，还心态一个“天”“渊”的境界。“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尽去，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王阳明把致良知视为“学问大头脑”“圣人教人第一义”，换言之，这也是企业家心态涵养的价值取向。

现实中企业家心态之所以会出现如前所说的种种问题，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这些原因背后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带根本性的东西——私欲。稻盛和夫谈及成功企业家必备的四种心态时说：“真正在热情常能带来成功，但如果热情出于贪婪或自私，成功便会昙花一现。”企业家要获得长久的成功，惟有在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复心态上下功夫，“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若能达到“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境界，则“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反之，如果企业家心中满是私意私欲，一味追求金钱名位，其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便会很低，而“追逐金钱和名声的欲望，会让我们有罪恶感，并消耗我们不少精力，而这种罪恶感会让我们无力从事眼前的工作”。

正因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所以，当企业家心态出现问题引发焦虑、疲惫、孤独等症状时，修复心态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而修复心态，使心态回归到与理合一的本体状态或本然境界，并不需要用私意安排思索，“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此一心态修复过程，简单说来其实就是去恶从善的过程，“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格物”也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把在心上做功夫视为其立言宗旨、王道之真，“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企业家亦当如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在格物致知中培育出归本、中理、顺性、合道的心态，如此方可养成企业家应有的正确处理“义与利”这一生产经营哲学大问题的心境。

(二)廓然大公、循理为乐是企业家心态建设的境界

王阳明认为，既然心之本体是理性、良知、仁道，那么，“廓然大公”则是心的应然状态，其外在表现为“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廓然大公的心态，就是心之本体的外在表现，这既是心怀“学为圣人”之志的君子应有的心量，也是作为时代精英的企业家应有的心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搜寻出来，定要拔出病根，永不复起。”稻盛和夫说：“如果我们有卓越的目标 ，并能骄傲地向众人宣布 ，就可以大大地增强我们勇往直前的能力，而无须畏惧，更不会有罪恶感。这也就是企业目标应该以最高道德标准为依据的原因。”

企业家在发展事业中最容易产生的心态问题是私心重于公心，进而产生因私心失衡而导致自卑、自责、心烦、孤独、绝望等闷闷不乐的心理疾病。那么如何对治心逐外物而做到廓然大公、心态和乐呢? 王阳明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王阳明认为首选的方法依然是要充实善念、遏制恶念。“据报道，一位青年企业家找到心理医生说，他创办了一个企业，对职工和一帮铁哥们都很讲义气，但他一倒霉，朋友说散就散，他实在想不通，说以后没法再相信别人，甚至产生报复心态。”面对此种情况，只有扩充自己心体本有的善性，才能抑制作恶的私念，扩大心的容量，心量大了，方能包容种种看似不顺意之事，培育出应对顺境、逆境的健康心态。

王阳明认为，要做到廓然大公，还须克治忿懥的情绪，养成物来顺应的良好心态。王阳明指出：“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企业家经营中遇到不顺意或不公正的事是正常的，当怒则怒，但不可过当，特别是此种忿懥的情绪过后不要留滞在心，更不可真正动气，怒过后便彻底过去了，自心本体不可因此失正。

根据王阳明“心之本体是乐”的思想，作为心态表现的人的情绪，其本体是乐。而王阳明所说的“乐”，是从人与天地万物之关系的角度谈，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和谐有序、无间无隔的状态是“乐”的本质，这个观点为人的七情之乐的正确表达提供了理性法则，这个理性法则就是“未发之中”的良知。依此理性法则，以常人七情之乐的外在形式呈现的“心之本体之乐”，自然是“发而皆中节之和”，所以王阳明说：“盖良知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所以，当仁人遇大故于哀哭时，“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致良知即是循理之当处，循理则心安，心安即是乐，故可推导出“循理即乐”的论断。

王阳明从乐的本质角度对致良知的情绪合理表达作了一番新解，提出“循理即乐”的情绪表达原则。他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是人心本来就有的七种情感表达形式，只要七情符合良知这一理性原则，就没有必要刻意抑制它，也不必刻意区分其善恶，但亦不可在此七情上有所滞碍。“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王阳明以云雾与日光的关系作比喻，认为就如同天上的云雾会遮蔽日光，这是正常现象，大可不必因此教天不要生云，只要云雾不留滞，日光依旧不灭。有的企业家在竞争中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境遇，心中难免失去平衡，总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辛苦半辈子，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心头的无名之火无以发泄，便会走极端，甚至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企业家在涵养自身心态时，首先要养成廓然大公的心量，在循理处事中体验心安理得、自慊于心的真乐，而不计一时一事的得失，不独以得为乐、以失为苦；其次，企业家不必有意克制自己的情绪，只要合理、顺道，正常情绪皆可为良知的情感表现，尽可顺性地表现，但不可过当、不可有留滞、本体不可随之而动，就像孝子遇亲人故去，大哭一番方得真乐，但其心本体未尝有动。

(三)省察克治、事上磨练是企业家心态修养的良方

王阳明在受贬贵州时就提出了“无事时存养”和“有事时省察”的主张，其目的是加强内心修养而体认天理、良知。他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私欲杂念，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洁净晶莹的本体。《传习录》记载王阳明论为学工夫时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同时，王阳明还提醒：“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王阳明特别强调心性修养必须在各种事情上磨练。他的学生陆澄尝问关于如何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王阳明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 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不仅人情事变上有致良知之功夫在，簿书讼狱亦是致良知的功夫所在。《传习录》载，有一属官，因久听讲王阳明讲学，问道：“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王阳明回答说: “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 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王阳明认为，人情事变、簿书讼狱上能致良知，举业、读书亦是致知功夫。“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 人自累于得失耳! ”王阳明感叹道：“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

在王阳明看来，修心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 为人处事是修心“致良知”，读书也是修心“致良知”，连科举应试也是修心“致良知”，事务虽有万千之繁复，“致良知”却只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一个。所以，心性修养是人生活动的主宰，而不是负担。企业家亦当如此观想，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时时省察克治、事上磨练，岂不是最佳的修养心性、涵养良好心态的致良知之途径吗?

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企业家所付出的艰辛与心血，企业家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的艰苦磨难历程才把企业引向良好的发展方向，而这一砥砺磨练的艰难前行过程，其实是企业家自身意志养成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段，企业家坚强意志、良好心态的形成过程，恰恰也是良知彰显的过程。如何对待这一过程中的顺境与逆境，王阳明心学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换言之，企业家良好心态的养成，必须经历事上磨的功夫，方能做到无论是动是静，心的本体(良知) 皆安定如泰山，经得起种种考验，这也是企业家应有的心态境界。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做企业的心态很重要，心态是靠境界决定的，只有境界到了一定地步才能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企业家若能达至动静皆定的境界，必然会有一种阳光心态，“企业家有了阳光心态才能构建和谐的领导力体系”，“在阳光心态的指引下，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凝聚志同道合的人，感召社会各类资源，才能对企业产生帮助。”若企业家都养成健康、良好的心态，将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与管理》2019年第1卷）